科举取士的制度是华夏文明的又一项创举，其意义绝不在四大发明之下，它彻底打破了世家门阀对朝堂的垄断局面，使得寒门庶族子弟有了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，将古旧僵化的贵族政治体系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现在很多人更多看到的是科举的负面因素：特别是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为准绳、八股文为行文标准造成的思想禁锢富旺配资，是造成此后华夏文明逐渐走向僵化自闭的主因，但在科举创立时的唐朝和逐渐走向成熟的两宋，它却是生机勃勃、活力四射地推动着当时文化的进步，而这一时期科举的形式和内涵也更具开放性，也比明清时更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。
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被称为“状元”，这是唐朝就开始的称谓，因为最初应试的举子们都要将写好自己身世履历的书状投送到礼部，称为“投状”，而礼部考试中举后的举子居首者就被称为“状头”或“状元”。到了宋代，赵匡胤确立了皇帝亲自确定中举者名次的殿试制度，其中名次在第一等就是一甲进士及第，和明清不同，这个等级一般有五名，头名是“状元”、二三名都称为“榜眼”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在榜单第二排，在第一排状元下面像一双眼睛，而所谓“探花”此时还不是指第三名，而是指的整个中举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他在庆祝的宴席上有簪花的职责。
展开剩余63%而无论在哪个朝代，头名状元都是集万千荣耀于一身，“大魁天下”、御马游街的风光，宋人认为比起出征大将破敌灭国、献俘太庙的荣誉还要高上一筹。也就是说，科举中状元的士子就站在了举国万千士子都需要翘首仰望的顶峰，那么状元真的是科举考试中无可匹敌的优胜者了吗？如果是明朝和清朝，那的确是如此，但是在唐宋两朝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因为这两个朝代在正常的科举考试，也就是“常科”之外，还有一种为特殊人才设置的考试，那就是“制科”，这种考试不仅时间不定，那考试的科目也是变化不定，而其难度比起常科的题目还要困难艰深得多，能通过的举子都被视为真正的精英。
著名的宋代大文豪苏洵、苏轼父子都曾参加过制科考试，并且顺利过关，所以他们的名望远超一般进士，北宋名相富弼也是通过制科出人头地的。其实制科在汉朝时就已经出现，不过当时只是作为征辟制度的一种补充，没能成为取士的主流。隋唐科举初创后，在这一体系外，皇帝为了延揽急需的“非常之才”，经常下特旨召开考试，其题目以各种策问为主，偏重于选拔有实际从政能力的人才，科目设立则比较随心所欲，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、贤良方正、博学宏词、才堪经邦、武足安边等类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参加制科的举子可以是普通学者，也也可以是通过科举的进士、或者干脆就是中低级官员。
唐朝制科虽非常制、但举行次数相对较多富旺配资，但到了宋朝，科举已经非常成熟，制科就更是很少举行了。整个两宋，通过制科考试的只有区区49人，每一科能过关的多则数人，少则只有一人。宋朝制科分为五个等级，但第一、二两等从来没有人得过，最好成绩就是三等，通过制科的士人才真正被推崇为当世第一流的人才，为整个士大夫阶层所尊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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