亿操盘 In Vivo CAR研发全景图：从血液瘤、自免病到实体瘤的突破、挑战与未来

亿操盘

　　前言

　　在 ex vivo CAR-T（体外CAR-T）成功验证了细胞疗法效力却受困于其“高端定制”模式之后，in vivo CAR-T（体内CAR-T）——这种无需分离细胞、只需一针注射即可在患者体内直接生成 CAR-T 细胞的颠覆性技术——正试图从根本上破解可及性这一最大瓶颈，成为全球药企竞相追逐的下一代疗法。

　　近期，国内在该领域的研发突破也密集涌现。例如，虹信生物（MagicRNA）于9月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（NEJM）公布了基于mRNA-LNP的体内 CAR-T 临床数据，首次从临床层面验证了该路径的可行性，并在近期完成近亿元Pre-A+轮融资，打破 mRNA 行业长达一年的资本寒冰期；阿法纳生物亦凭借基于逻辑门控技术的体内 CAR-T 疗法进入临床阶段，为解决安全性这一核心痛点提供了新思路。

　　这些进展勾勒出中国企业在创新格局中正从“跟跑”向“并跑”乃至局部“领跑”转变的生动图景。本文将基于最新动态，全面解析 in vivo CAR-T在血液瘤、自身免疫病及实体瘤三大适应症中的研发进展与底层逻辑，梳理全球重点管线，并探讨技术路线竞争与未来趋势。

　　技术路径之争：

　　病毒载体长效赋能 VS mRNA-LNP灵活可控

　　在深入适应症之前，理解两大主流技术路径的核心区别至关重要。它们代表了解决“体内 CAR-T ”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科学路径。

　　可以说，病毒路径追求“一劳永逸”，而 mRNA 路径主打“灵活可控”。这一根本差异，决定了它们在下列不同适应症中的应用逻辑和前景。

　　三大领域应用：

　　传统挑战与 In Vivo CAR 的破局之道

　　血液肿瘤：

　　复发与抗原逃逸的 In Vivo CAR 升级策略

　　在细胞治疗领域，血液系统肿瘤，尤其是B细胞淋巴瘤和白血病，是ex vivo CAR-T目前应用最为成熟且疗效显著的疾病领域。但仍存在三大关键挑战：

　　不可重复性：患者复发或抗原逃逸时，原有CAR-T细胞失效，缺乏快速补救手段。

　　生产瓶颈：从采集T细胞到回输平均需2–4周，成本高昂，部分快速进展患者可能错失治疗窗口。

　　毒性管理压力：CRS与ICANS风险高，需住院监控。

　　In Vivo CAR的解法

　　病毒载体路径（长效缓解）：一次治疗即可实现长期免疫监视，降低复发风险。以比利时EsoBiotec为例，其ENaBL平台通过慢病毒载体在患者体内直接重编程T细胞，生成 BCMA CAR-T 细胞。针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ESO-T01 I期临床数据显示，首批4名患者均表现出有效治疗反应，其中2人肿瘤已完全消失。该策略能够避免传统 ex vivo CAR-T 的生产瓶颈，同时降低因细胞失效或抗原逃逸导致的复发风险。。

　　mRNA-LNP 路径（灵活管理）：复发或微小残留病（MRD）时亿操盘，可快速再次给药；若抗原逃逸，则可快速切换靶点（如CD19→CD22）。国内嘉晨西海（JCXH-213）、星锐医药（STR-P004）

　　等管线正在探索门诊可给药、可维持治疗的模式。

　　当前挑战

　　病毒载体：持久性表达是一把双刃剑，缺乏“关闭开关”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脱靶毒性或严重CRS/ICANS。预存免疫和整合突变风险亦是隐忧。

　　mRNA-LNP：瞬时表达是否足以实现深度且持久的肿瘤清除仍待验证；此外，LNP/PEG相关免疫原性可能影响重复给药的安全性与效率。

　　自身免疫性疾病：

　　从“高风险重置”到“安全可控调节”

　　自身免疫性疾病（如系统性红斑狼疮、多发性硬化）患者群体庞大，且以年轻女性为主。传统药物多为广谱免疫抑制剂，需长期甚至终身用药，带来累积毒副作用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Ex vivo CAR疗法虽能实现深度缓解甚至“一次性治愈”，但其“免疫系统重置”模式可能带来长期免疫缺陷风险以及高昂的单次治疗费用，使得临床应用谨慎。

　　In Vivo CAR的解法

　　病毒载体路径（单次给药，旨在实现长效缓解）：延续 ex vivo 的思路，通过单次给药实现数年免疫重置。例如济因生物（JY231）与传奇生物（LVIVO-TaVec100）正探索在SLE等自免病中实现“一次性”长期缓解的可能。

　　mRNA-LNP 路径（按需精准调节）：通过瞬时表达，在疾病活动期短期清除B细胞，缓解后药效迅速消退，降低长期免疫抑制风险。 Capstan Therapeutics 的 CPTX-2309 已进入I期临床，是该领域的全球先行者。国内如虹信生物（HN2301）在SLE患者中首次实现了POC，星锐医药（STR-P004）也在快速跟进。

　　当前挑战

　　病毒载体：在自免病中的长期安全性是最大担忧。CAR-T细胞长期存在可能带来免疫系统持续受抑、B细胞重建迟缓、感染风险增高，甚至有潜在的继发恶性肿瘤风险。

　　mRNA-LNP：核心问题在于药效持续时间与重复给药的安全性：一次给药后效果持续多久？是否需要定期给药（例如每几个月）？频繁给药对免疫系统或肝脏、脾脏等器官的中短期毒性如何？目前仍待临床验证。

　　实体肿瘤：

　　破解异质性、微环境与安全性三重壁垒

　　如果说在血液瘤和自免病中，in vivo CAR 是对现有疗法的“优化”和“替代”，那么在实体瘤领域，它则肩负着 “从零到一”的开荒使命。

　　实体瘤是细胞治疗的“珠穆朗玛峰”。Ex vivo CAR-T 尝试了多个靶点（如 GD2、GPC3、EGFRvIII），虽验证了安全性，但疗效仍受制于三重壁垒：

　　肿瘤异质性：单靶点 CAR 无法清除所有肿瘤细胞，抗原阴性克隆迅速逃逸。

　　免疫抑制微环境（TME）：肿瘤组织物理屏障重重，且充满 PD-L1、TGF-β 等抑制因子，致使CAR细胞难以浸润并迅速耗竭。

　　on-target off-tumor毒性：实体瘤相关抗原（TAA）在正常组织有低水平表达，导致致命性的脱靶毒性，攻击正常组织带来严重风险[1]。

　　此外，ex vivo CAR 路径的困境在于，其“活药物”的特性放大了这些挑战：体外制备的 CAR-T 细胞是一支“一次性”的常备军，一旦回输，其数量、活性和命运难以再被精确调控。若遭遇强抑制TME亿操盘，大军会迅速衰竭；若发生脱靶毒性，则无法“召回”，只能等待其自行消亡。

　　In Vivo CAR的解法

　　相对而言，in vivo CAR 策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：它不再依赖于回输一支制备好的“军队”，而是向体内投送“智能军火库”（病毒或LNP），在患者自身的“主场”（脾脏、淋巴结、甚至肿瘤内部）就地武装T细胞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与可控性。

　　病毒载体路径（长效表达与精准感染）：

　　靶向递送工程化：通过改造病毒衣壳/包膜，使其更高效、更特异性地感染T细胞。例如 Interius 利用 CD7 binder 提高T细胞特异性感染效率； EsoBiotec 的 ENaBL 平台则通过纳米抗体（VHH）模块实现对 TCRα/β T 细胞的可编程化靶向。这类策略已在动物模型中显示显著增强的转导效率，但仍处于早期验证阶段。

　　瘤内或局部给药：通过局部注射（如瘤内、胸腔灌注），可增加病毒在肿瘤组织的浓度，从而提升 CAR-T 浸润效率并降低系统性毒性。例如，易慕峰生物开发的 MxV-G 假型慢病毒在非清髓小鼠模型中实现了>4 周的 B 细胞清除，但尚未进入临床阶段。

　　mRNA-LNP 路径（安全可控+快速迭代）：其瞬时性在实体瘤中从“理论劣势”变为“战略优势”，实现了ex vivo无法做到的动态管理。

　　多靶点序贯治疗：有望克服肿瘤异质性。例如，首轮靶向 Claudin 18.2 的 mRNA-LNP 治疗后若出现抗原逃逸，后续疗程可迅速切换为靶向 B7-H3 或 GPC3 的 mRNA-LNP，无需重新制备细胞，缩短治疗间隔。

　　瞬时表达：持续约 3–7 天，可避免因长期表达导致的“非靶毒性”或“抗原非依赖激活”；若首轮治疗出现抗原逃逸，可在停药后快速启动第二轮不同靶点的 mRNA-LNP 治疗，无需等待CAR-T细胞衰减或清除。

　　细胞特异性递送：通过 LNP表面修饰CD3/CD8靶向配体，可显著提高 mRNA 对 T细胞的递送效率。

　　当前挑战

　　病毒载体：在实体瘤中风险更高：实体瘤相关抗原（TAA）在某些正常组织上低水平表达，长期且不可逆表达的 CAR-T（尤其整合型载体）可能引起 on-target off-tumor 毒性。如何精确控制表达量、作用时间或有“关闭开关/可逆性”调控，是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科学难题。另外，在实体瘤中向肿瘤内部浸润与转导足够数量的 T 细胞是技术瓶颈；病毒载体在这方面常因物理屏障（血管、基质、TME 抑制性细胞）与分布体积问题而效率低。

　　mRNA-LNP ：短暂存在可能不足以清除顽固实体瘤，需频繁给药或联合治疗，而LNP的天然肝向性（肝脏偏好分布）与载体成分清除路径可能导致在肿瘤 /外周组织中递送效率降低以及较高的安全性问题（肝脏累积毒性、 off-target分布等）。靶向修饰（如T-细胞靶向LNP、表面配体改造）和局部注射策略仍在探索中。

　　全球&中国I期/IIT In Vivo CAR管线

　　（截至2025年9月）

　　（novoprotein整理，如有错漏，欢迎指正）

　　共性问题：

　　从工艺放大到质量控制的产业化挑战

　　除了上述针对不同适应症的科学挑战，in vivo CAR疗法迈向产业化还面临一个横跨所有技术路径的共性难题：大规模生产的重现性与严格的质量控制。

　　无论是病毒载体还是mRNA-LNP，其生产过程都极为复杂。病毒载体的滴度、纯度、空壳率，mRNA-LNP的包封率、粒径均一性、以及核心指标——能够成功修饰T细胞并表达CAR的阳性率（Transduction/Transfection Efficiency）——都需要在放大生产（Scale-up）时得到精确控制。任何批间差异都可能直接导致临床疗效的不稳定，这是将其从实验室的“概念验证”转化为可惠及广大患者的“标准化药品”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。

　　未来方向：联合策略与工程化创新

　　由于实体瘤的复杂性与异质性，单一技术路径难以实现完全突破，未来in vivo CAR的发展将聚焦以下方向[2]：

　　联合免疫调控

　　与免疫调节剂（如PD-1抑制剂、IL-12 mRNA）联合使用，逆转 TME 免疫抑制状态。mRNA-LNP的瞬时表达特性尤其适合此类组合，可在提供足够免疫刺激的同时控制毒性风险。

　　逻辑门控设计[3]

　　通过分子电路赋予 CAR-T 条件性激活能力：

　　「AND」门：可要求T细胞在同时识别两种肿瘤抗原后才被激活。

　　「NOT」门：遇到肿瘤抗原激活，遇到正常组织抗原时触发抑制。

　　级联门控（如SynNotch）：先识别抗原 A，再诱导生成抗原 B 的 CAR，实现空间特异性。

　　可进一步叠加“药物开关”“自杀开关”，增强可控性。这不仅为患者提供了安全兜底，显著降低on-target off-tumor毒性，也为产品的监管审批和商业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国内阿法纳生物的AFM4801管线正是这一方向的代表。

　　递送方式创新

　　通过瘤内注射或局部区域给药（如胸腔灌注），可提高有效浓度，增强CAR-T细胞浸润与抗肿瘤效果。

　　新型效应细胞

　　除T细胞外，还可改造巨噬细胞（CAR-M），利用其天然浸润与抗原呈递优势，如Myeloid的MT-302/GPC3-CAR-M。

　　生产工艺的创新与标准化

　　克服产业化挑战的关键在于将“手工定制”转化为“标准化生产”。这依赖于上下游工艺的全面创新：

　　平台化工艺开发：建立适用于不同靶点CAR的病毒载体/mRNA-LNP平台化生产工艺，减少从头开发的时间与成本，提高批间一致性。

　　先进过程分析技术（PAT）与质量控制：引入在线监测和快速放行检测方法，对关键质量属性（CQAs），如病毒载体基因组滴度、mRNA-LNP的包封率与CAR阳性率，进行实时、精准的控制，确保每一批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。

　　封闭式、自动化的生产系统：采用一次性生物反应器和自动化设备，减少人为干预和污染风险，是实现大规模、高重现性生产的必由之路。

　　这些策略的共同目标，是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增强可控性、安全性与生产可行性，，从而加速 in vivo CAR-T 的临床落地与商业化。

　　近岸蛋白：为全球创新者提供研发解决方案

　　依托NovoiSMART 多策略抗体发现平台及RNA设计与开发技术平台，提供面向 in vivo CAR 领域全面的技术服务与产品，涵盖CAR分子发现与特异性靶向抗体筛选、RNA设计与合成、Ab-tLNP偶联工艺开发、CAR-RNA-tLNP生产及药效评估，助力合作伙伴加速创新转化亿操盘，共同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迈向新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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